——北京三所不同類型高校案例分析
(田玲博士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 100871)
(Investigation On The Undergraduates’ Re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ree Universities Different In Disciplinary Structure)
(Dr. Tian Ling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內容摘要: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通識教育的趨勢已經成為內地高等院校的共識,並且種種通識教育的嘗試也已經在許多院校開展起來。然而,效果卻不盡人意,高等教育決策者面臨困境,不知是否需要和如何在大學本科階段全面開展通識教育、如何處理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係。本論文採用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和首都師範大學本科生的問卷調查,分析他們在上大學意義、通識教育對個人與社會各方面意義、通識課程內容、時間、實踐途徑、與專業教育關係等相關問題上的認知情況,及其與學生個人及其家庭背景等因素的關係,進而幫助學校的決策者瞭解實踐通識教育的可能問題所在,時機是否成熟,需要在哪些方面為實施通識教育進行預備,最終為通識教育相關的決策提供一定的依據。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quick pace of the globalization, the trend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sense among different universities of the Mainland China. Furthermore, various attemp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at many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 results were dissatisfied and the policymakers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at loss. They do not know whether or not necessary and how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spread out the general education at the stag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how they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a survey of the undergraduate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to analyze their recognition of some issues, such as the meanings of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i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to both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contents and arrangements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it relations with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t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issues, the researcher expects to help the policymakers of different universities have an insight on the potential problems in practicing the general education, possible mature chance of facilitating it, and the basis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epare the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关键字: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本科教育
一、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作者為所承擔的北京市十五規劃課題“全球化背景下大學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關係研究”而獨立設計的問卷。本問卷所經過的設計、使用本問卷收集資料以及對通過本問卷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的過程如下:
1. 問卷設計階段:
在本研究中,問題的設計依據包括了:(1)調研題目與目的中的名稱概念的內涵,以避免內容上的遺漏,這些概念有通識教育、專業教育、以及調查物件個人及所在學校相關理念與實踐等等;(2)問卷分別包括三所案例大學的教師與學生關於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及其相互關係的認知狀況與實踐狀況等事實;(3)在設計問卷問題的思維方式和態度上,研究者希望能有:(a)個人背景分別與相關個人認知和實踐方面的對比、(b)相關個人認知與實踐之間的對比、(c)個人相關實踐及認知狀況與所在學校相關實踐之間的對比、(d)教師和學生之間的相關情況對比 。關於相關認知方面的問題主要來自於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理論,關於相關實踐方面的問題(無論是個人的,還是所在學校的)都來自于案例大學現實的相關政策。限于时间和篇幅,本论文只报告学生问卷认知部分的调查结果。
2. 問卷的發放方法:
本研究所選擇的三所案例大學分別是全國重點綜合大學、地方重點工科大學和師範大學。三所学校学生問卷的抽樣依據都是:(1)學科涵蓋面、(2)性別涵蓋面、(3)年級涵蓋面。问卷发放渠道包括:(1)通过任课教师许可到课堂发放,(2)通过学生帮助到宿舍发放,(3)通过学生工作部门发放,(4)通过学校团委系统发放。问卷回收情况如图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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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者个人因素(母亲生病及病故)、协助发放问卷人员的经验与态度以及外部社会因素(非典事件)的影响,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与发放过程中都有时间仓促和回收率不等的问题。同时,由于问卷偏长,需要填写的时间也长,容易导致问卷质量下降。但是,本论文内容只涉及问卷的前部分,质量基本可以保证。
3. 问卷分析方法:
首先,回收问卷之后,研究者对无效问卷进行了筛选与剔除。然后,安排学生进行统一编码与录入工作。最后,本研究者对不同学生录入的数据文件进行合并与分析。本文所提交的分析还处于初步阶段,在本研究上交最后研究报告前,研究者还需要花一定工夫对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有理论深度和相互关联的系统分析,也望通过参加该会议获得有关专家的宝贵建议与指导。
二、对三所案例学校学生样本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认识上的具体分析
1. 调查对象背景资料:
呈现调查对象背景资料,一是为了表明研究样本的分布及其代表性,二是为解释调查数据提供一定视角。这类资料可以分为学生个人背景资料和学生学业情况资料两大类。
(1) 学生个人背景资料:
如数据一至三所示,学生个人背景资料包括学生的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成长地分布情况,它们分别代表了学生个人的、家庭的和所处社会环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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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数据一,我们可以发现,三所院校学生样本分布有个共同特点,即女生比例都超过男生,差异在于超出的比例不同。对这三所学校学生样本的性别分布的分析需要参考各个学校总体学生的性别情况进行说明。同时,我们需要交代抽样方法所可能带来的差异,例如北大问卷发放是通过通选课程进行的,其中文科类课程所占比重较大,从课程性质与性别的关系可以解释北大学生样本中女生比例较高。此外,另外两所学校是北京地区性质院校,与学生成长地情况联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区都市化程度较高,高考中女生人口比例已经超过男生。最后,师范大学的专业特性也是导致女生比例突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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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三所学校父母受教育程度情况的共同之处是(1)它们都呈正态分布,(2)三所学校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总体都高于母亲。具体来说,本科以上学历的都是父亲比例高于母亲,高中以内的学历都是母亲比例高于父亲。不同之处在于,就本科学历来说,三所学校的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北大学生父亲>北工大学生父亲>北大学生母亲>首师大学生父亲>北工大学生母亲>首师大学生母亲。而高中学历基本与此排序相反。这表明受教育程度在代际之间的影响,也为我们从父母受教育程度角度解释学生对通识教育与专业及其关系的认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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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数据三反映了三所学校学生样本成长地分布的不同,由于北大是面向全国招生,而另外两所学校属于北京地区性院校,因此,它们之间在直辖市和其它中小城镇之间的样本分布上呈现显著差异。这一方面可以反映不同案例学校在生源上的特色,同时也可以为后文关于不同学校学生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及其关系认识上的差异提供解释。因为,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从社会学社会化视角看这个问题,我们都认同一定程度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说法,来自不同成长地的学生在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及其关系的认识上一定存在着不同。
(2)学生的学业背景资料:
如数据四至七所示,学生学业背景资料包括样本学生所处年级、所在学科领域、入学与目前学业成绩状况及其上大学目的,它们分别代表了学生的学习阶段、学习内容、学习状况和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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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三所学校学生样本在年级分布上存在着不平衡情况。其中,北工大样本的年级分布最为平均,都在百分之二十之内。北大样本的年级分布也比较均匀,即在16.4%到31.3%之间,但由于是在通选课堂发放问卷,高年级学生比例偏低一些,没有北工大样本那么均衡。首师大样本的年级分布极为不均,基本集中在大二与大三阶段,学生年级的代表性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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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数据五向我们显示了三所学校学生样本的学科领域分布情况,虽然相当比例的学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从现有数据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所学校的特点:(1)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学生样本的比重由高到低分别是首师大>北大>北工大;(2)自然科学领域学生样本的比重由高到低分别是北大>首师大>北工大;(3)应用科学领域学生样本的比重由高到低分别是北工大>北大>首师大。这种学生样本学科背景的差异可以成为我们解释三所学校学生在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及其关系上差异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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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数据六是三所学校学生样本的入学与目前成绩的比较。其中共性包括:(1)三所学校学生样本的两种成绩都呈正态分布;同时,中上成绩的学生比例分别高于中等和中下学生。(2)就中上成绩而言,北大样本学生是目前成绩总体上高于入学成绩;师大和北工大反之。(3)就中等成绩而言,北大学生比重变化不大,而首师大和北工大都是目前具有中等成绩的学生比例高于入学时具有中等成绩的学生比例。第(2)和(3)表明,北大的样本学生入学后成绩好转,而另外两所学校的样本学生入学后成绩退步。(4)但考察中下水平学生比例,则三所学校这部分学生的比例都属于下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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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看数据七所反映的学生上大学因素的重要程度。(1)总体上看,以北大各项回答“重要”的学生比例为准,我们得到如数据七所显示的各项内容的比重由高到低的排序,而且另外两所学校总体上基本配合的了这种排序。这表明,三所学校虽然有差异,例如其中在2/3的项目上北大明显超过另外两所学校,但确实存在共同的总体价值选择趋向。(2)考察各项之间的内容,我们可以判断学生在上大学问题上所显示的价值选择特点,即个人性追求比较靠前,如前六项内容均属于个人性的因素,而社会性(如合作、朋友、生活、系统等项)、创新性(如创新、独立与转职等项)和应用性(问题、赚钱、专技等项)追求较为靠后。(3)逐项比较三所学校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所在院校的学科领域特点与学校水平特点分别对学生产生的不同影响,也可以看到虽然三所学校在领域与水平上存在不同,如个人性选项上北大比较突出,技能性选项上北工大较为突出。但是由于同处于一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学生之间也有相同的特点,如对工作、实际问题、独立性、朋友与父母愿望等方面的态度。这些因素是学生上大学前将近二十年成长中所形成的观念,对学生今日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及其关系的认识也有重要影响,也是分析的背景因素之一。
2. 被调查对象对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认识:
被调查对象对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认识是确定二者关系的前提。本调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对专业教育性质的认识和对实施通识教育的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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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数据八所示,三所学校学生的认识有一定趋同性,即都有一半以上学生认为专业教育同时是指特定领域与水准;都有将近三到四成学生认为专业教育是指特定领域;都有不到一成的学生认为专业教育是指特定水平的教育。根据专业教育的原本性质,我们可以确认,专业教育同时是指特定领域与水准的教育。之所以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认为专业教育是指特定领域的教育,另有一小部分学生认为专业教育是指特定水平的教育,这正是50年代后中国受前苏联教育影响的结果,由于国家领导人急于发展重工业,而把高等教育限制在比较狭窄的领域,同时由于国家教育实力不够,高等教育基本以本科教育为主,因此,从特定水平上认识专业教育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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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大学生对各项关于个人需要通识教育的原因认同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准,数据九依次反映了三所学校学生的总体认识情况。(1)总体上看,三所学校之间在这个排序上存在共同趋势。这表明,三所学校学生在对个人需要通识教育原因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差异,例如北大在2/3的项目上都超过另外两个学校,只有最后三项明显低过另外两个学校,但确实存在共同的总体认知特点。(2)考察各项之间的内容,我们可以判断学生在个人需要通识教育原因上的侧重点与上大学原因类似,即个人性追求比较靠前,而社会性(如人类意识、共同价值等)、创新性(创新、终极真理等项)和应用性(生活、领导、就业等)追求较为靠后。(3)逐项比较三所学校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所在院校的学科领域特点与学校水平特点分别对学生产生的不同影响,也可以看到虽然三所学校在领域与水平上存在不同,如个人性选项上北大比较突出,技能性选项上北工大较为突出。但是由于同处于一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学生之间也有相同的特点,如社会性与创新性方面。数据九和数据七的近似性与三所学校学生之间的类似选项尤其说明大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积淀的文化对不同学校学生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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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以北大学生对各项关于社会需要通识教育的原因认同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准,数据十依次反映了三所学校学生的总体认识情况。总体上看,三所学校之间在这个排序上仍然维持某种共同趋势。只是由于学校不同,北大在各项的认同比例上总体高出另外两所学校。同时,考察各项内容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判断学生在社会需要通识教育原因上的比重仍然侧重在社会对个人的要求上(即前三项),而从社会自身需要角度考虑的比重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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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调查对象对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的认识:
关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的认识,本研究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查。其中包括对二者关系的了解程度、对二者关系性质的认识、对二者具体关系的认识、二者对非智力因素 的直接影响及其对生活与事业的间接影响。
数据十一反映的是三所学校学生分别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上的基本了解,而且是以北大为准进行了认同比例的排序,除了两个问题分别包含一般与不知道的回答外,基本上对是与否的回答是反比关系。从这组数据中的有趣发现是:(1)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从“本科阶段应该接受一定通识教育”到“听说过”、到“思考过”,再到“明了内涵”,回答肯定的比例是递减的。(2)这种递减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从北大到首都师大和北工大,每一项的回答都是在三所学校间呈现递减关系,另一方面,四种回答之间呈现按顺序的递减关系。(3)在递减关系中,从最高认同项到最低认同项之间有个鲜明的反差,即对通识教育内涵明了的比例最低,但是同意在本科阶段接受一定通识教育的比例却最高。这种反差的原因有多少是盲目性的?有多少上先验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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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十一显示的是三所学校学生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基本了解情况,而数据十二则是学生对二者关系的性质认识状况。其中认为二者关系是冲突的比例都非常低,而认为二者关系是和谐的或既冲突又和谐的比重相差不多,差距都在十个百分点内。这包括(1)同一所学校的学生,在对二者关系的不同认识上相差不多,(2)不同学校之间的学生在对二者关系的相同认识上相差不多。总体上,三所学校之间存在从北大到首都师大和北工大的递减关系,即认为二者是和谐或者既冲突又和谐关系的人数比例依学校次序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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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数据十二更进一步,数据十三显示的是三所学校学生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关性原因的看法。首先,在四种回答中,三所学校是完全一致的,即回答同意的比例、适中的比例、不知道的比例和不同意的比例都依次递减。所不同的是,(1)关于适中的回答排序基本上是首都师大>北工大>北大,(2)关于回答同意的排序基本上是北大>首都师大>北工大。这里笔者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数据十二中显示的“既冲突又和谐的”答案本质上是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二者关系的矛盾认识,北大学生持这种认识的比例最高,超过50%。同时,数据十三中认为二者关系是辨证认识论的结果者都是50%以上,但是北大不是最高的。对照内地高校对辩证法的普及程度,也对照人们普遍认为的北大学生智商水平和辩证法作为高超的认知方式,这里出现了某种反差与矛盾,即(1)辩证法的掌握与应用并不像必修课普及的程度高,(2)北大学生在应用辩证法认识具体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问题上也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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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关系的认识上仅仅停留在相关性质与原因上是不够的,因此数据十四反映的是三所学校的学生对二者关系的具体认识。仍然是以北大学生的认识排序为基础,三所学校学生在不同项目上的排序总体上呈现一定共同的递减趋势(个别除外)。与此同时,三所学校进行单项比较时,三所学校之间总体上依次呈现递减趋势,其中21项里有13项北大均明显高于另外两所学校。具体比较各项内容之间的关系与回答比例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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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同样的逻辑推理,仅仅研究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具体关系仍然不够,还需要考察二者之间的作用结果。其中数据十五揭示的是这两种教育对非智力因素作用的情况。研究者根据北大学生所认为的通识教育对兴趣、能力、情绪、性格、人际、意志与环境的递减作用程度制作出数据十五,其中包括(1)各校自身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对各项非智力因素上的影响比较,总体来说,三所学校有共同之处,即基本上是通识教育对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超过专业教育,但北大学生对通识教育的肯定远远超过专业教育,都在60%以上。此外,另外两所学校分别有一、两项是专业教育对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超过通识教育。(2)三所学校之间比较,北大学生对通识教育的肯定远远超过其他两所学校。(3)而北大学生在专业教育对非智力因素影响上的估计则总体上低于其他学校,其中两项在35%以下。(4)可以肯定的是,两种教育都对不同的非智力因素产生影响,差异在于影响的程度不同。这表明,两种教育作用结果的相互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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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教育在非智力因素上不仅有共同的直接作用结果,有也间接的作用结果,这就是非智力因素分别对生活与事业的影响,数据十六正是显示的这方面情况。(1)总体来讲,各校学生认为非智力因素对生活和事业的影响基本相当,各有高低,但差距不大;(2)各校之间存在差异,三所学校学生在非智力因素对生活与事业积极作用上的肯定程度依北大、首师大和北工大次序递减。最高的在80%以上,最低的也将近60%,这充分表明多数学生对非智力因素的意义认识明确。但是,比较数据十五和十六,如果说,学生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对非智力因素作用认识上不如在非智力因素对生活与事业作用认识上明晰,但是后者可以反过来帮助学生确认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对非智力因素的意义。
4. 被调查对象对理想中通识教育实践的认识:
关于学生眼中理想的通识教育实践,研究者设计的问题包括通识教育的领域、内容、形式、途径、学分比重、年级安排、设置方法等等。下面就逐一进行呈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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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十七提供的是三所学校学生对所需要的学科领域的认同比重。(1)总体上看,各校学生对不同学科领域的需求程度依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顺序递减。(2)但北师大学生对社会科学需求程度高过人文学科,同时北工大学生对不同学科之间的需求差异不大。(3)三所学校之间仍然存在依北大、首都师大和北工大,对各学科需求上基本上存在递减趋势。(4)总体而言,学生认为为了达成本科教育目的或具备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素质与技能,学生对各个学科领域都有所需要,这种认同程度最低也在55%以上。这就说明了实施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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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的课程不仅需要确定领域,还需要确定具体内容,数据十八分别从四个方面考察学生所认为的应然性课程内容。北大学生的排序依次是理论方法、前沿成果、深度内容和永恒真理;师大学生的排序依次是深度内容、理论方法、前沿成果和永恒真理;北工大学生的排序依次是理论方法、前沿成果、永恒真理和深度内容。数据九中追求终极真理一项在各项中的最后排序和在三个学校中的排序,和数据十八中北大永恒真理排序一样,都是最后,北工大在三个学校中都是第一。这和我们对大学,尤其是对北大的期待有出入,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回答的问题。总而言之,上述各方面内容是本科阶段课程中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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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数据十九所示,三所学校的学生认为通识教育在总学分中应占的比例依次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但是比较四分之一线和二分之一线,北大两线较接近,另外两所学校的两线较远,表明更多的北大学生期望更多的通识教育课程。联合考察数据二十,期望实施两年通识教育的学生也是北大最多,主张实施一年通识教育的学生北大最少,这也表明,更多北大学生(58.8%)期望实施两年通识教育。更进一步,关于全部本科阶段实行通识教育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有1/5到1/4的学生支持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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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在内地还刚刚开始,许多学校和教师还不太清楚应该如何设置相应的课程。关于应该如何设置通识教育课程,如数据二十一所显示的,三所学校学生中大多数人(60%以上)都认为应该经由通识教育专家指导来规划通识教育课程在先,然后有教务部门向教师进行课程招标。只有平均两成人认为由教师自愿设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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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通过课程实施通识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其他种形式的通识教育方式。本研究调查了四种不同的通识教育途径,并进行比较。其中各校内部的排序基本上是相同的,即依专业课程、通识课程、课外活动和住宿安排的顺序,通识教育的作用应该是递减的。而且有一半的人认为应该主要通过专业教育课程途径落实通识教育,这反映了苏联影响的传统,即对专业教育的重视,和对其他通识教育途径的忽视;也表明,即使是对理想中的通识教育的思考,也仍然显示了社会历史与环境在学生思想中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