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研究的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留学政策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需要我们总结其中的经验；由于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对留学现象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在留学政策上存在争议，这些需要辨析和论证；同时，留学现象发展快速，需要提供相对稳定和成熟的认识；最后，留学评估一直受到关注，并且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与调查，但是从理论到程序都不够令人满意， 因此，对留学现象的评估需要科学支撑。这些因素构成本研究的背景。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除非我们了解了留学教育的效果，否则各种关于留学教育的评论和决策都将是脱离实际的。要正确配置留学教育的资源及其与其他社会计划之间的资源分配，就需要知道留学教育中能得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也必须正确估计留学教育效果才能决定如何资助留学教育。同时对于留学教育效果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提供留学机会方面和参与留学活动者的动机。只有了解了留学教育效果才能按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和对管理的评估来评价整个留学教育过程。

 

2. 本研究的跨学科性质：

从学理的角度讲，留学教育效果的研究性质应该是教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行政管理学的和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即留学教育效果的评估需要从教育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管理活动的规律进行综合考察。因为效果评估开始于和来自于经济学，留学教育中有经济活动的性质，如教育的投资活动和投资目的之一是为国民经济发展，但教育活动效果的评估要从教育性质入手，同时教育活动也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后果，需要进行社会层面的分析。再者，留学教育涉及到不同国家和国家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所以需要从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角度）和行政管理学角度进行考察。最后，留学教育效益涉及到积累的问题，也是需要以历史的和时间的眼光来研究的问题。许多研究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探讨留学生教育性质、特征、政策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但是没有对各种影响进行性质上的系统分析，即没有系统的学科分析及跨学科相互关系的分析。

 

3. 本研究的主要概念定义：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概念有留学教育、效果评估、投入、产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及其应用。现分别定义如下：

留学教育：教育是指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广义上说，是指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萧浩辉，561）。留学是指留居外国学习或研究（张人杰，274），留学教育即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方式。

效果评估：效果是指由某种理论、做法或因素产生的结果。换言之，效果是指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达到的状态。效果评估即是确定或判断事物发展结果的程度。一般的研究选用效益一词，但本研究者特别避开效益一词，因为效益是多指事物发展取得的好的结果，这就有了倾向性，从而可能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全部结果，尤其是负面的结果。研究者认为，科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了对全面结果的了解。因此，本论文中研究者采用效果一语。

投入-产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以均衡理论为基础，以最终产品为经济活动目标，从经济系统的整体出发分析各部门之间产品流入与输出的数量关系，以确定达到平衡状态的条件（萧浩辉，第421页）。投入与产出分别是指投入资源和产出产品，资源与产品的类型包括实物与价值。对投入与产出的分析可以通过建立投入产出表来进行。本文把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引申到留学教育活动中来，并且扩大投入-产出内容，以期对留学教育进行全面评估。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狭义的资本是经济领域的概念，即经济资本是指可以货币化的、经营工商业的本钱，是获取利益的凭借。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把经济学中资本的原理分别应用到文化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确认出文化领域活动和人的社会关系中的资本性质，并以此解释文化领域和社会关系中的现象。后文将详细讨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性质及其与经济资本的关系。

理论框架及其应用：理论框架是指反映有关现象的相关因素之间有逻辑的系统关系；理论的应用是指在实践中展示、证明或运用现象间逻辑关系的程序或过程。前者通常反映的是有关现象中各因素之间的空间逻辑关系，后者通常反映的是建立这种逻辑关系的时间过程，或时间关系。完整的研究同时需要空间逻辑的建立和时间逻辑的建立，即同时需要理论框架的建立和应用。

4. 本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1）对留学教育效益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跨学科的系统分析；（2）以布尔迪厄资本类型理论定性和整合留学教育效益评估中的各要素，并发展出分析的框架；（3）对留学教育效益分析框架中的各要素进行仔细分析，明确其间的有机和动态关系，尤其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4）确定留学教育效益评估理论框架应用的意义与途径。

 

1. 建立留学教育效果评估理论框架的必要性

关于建立留学教育效果评估理论框架的必要性可以从正负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负的方面是指从经济学和教育学角度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估产生的问题；正的方面是指从社会学角度（容纳了教育学的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教育效果进行全面和系统评估的可行性。

首先，研究者系统地分析经济学家和教育学者在分析教育效果上的贡献、做法和缺失。经济学家在考虑教育效果问题时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他们观点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第一，就性质而言，在对教育投入的理解上，经济学家明确的是物质资本和经济资本，而忽视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在对教育产出的理解上，他们明确的是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未明确的是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及其与再生产和扩张的关系与意义。这正如布尔迪厄所言：

“他们衡量学术投资的产出时，却只考虑其金钱方面的投资与利润，或那些可以直接转换成钱的东西，诸如将教育所需的花费，等同于用在学习上的那段时间可能产生的经济价值；…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系统地思考不同的利润的可能性的结构，…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家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整体教育策略联系起来，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再生产策略的体系联系起来，因而他们必然会通过某种悖论，无可避免地遗漏最隐蔽的、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即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能力或才能本身就是时间上与文化资本上投资的产物。毫不奇怪的是，当他们努力判断学术投资的利润时，他们只能把教育开支为社会所带来的益处，当作一种整体的‘社会回报率’，或‘通过国民生产率的效应来衡量的教育性的社会收益’。这种对教育作用的典型的机能主义的定义，始终没有超越经济主义的范围，忽略了教育制度通过承认文化资本的世袭性传递而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所作出的贡献…忽略了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性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这一事实,况且,教育资格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收益也依赖于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是继承得来的，它又可以用来支持人们获得那种收益。”（布尔迪厄，1997年，第193页）

第二，就形式而言，某些类别的教育效果要比其他的易于识别。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收益是可以用货币来估计的。有一类经济学派将教育看成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由此认为花费金钱和时间来获得教育能提高个人的生产率、劳动力市场的价值，以及提高个人的收入。然而，职业或经济上的收益只是一类的效果，或许不是最重要的，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类的效果。教育还应有大量的心理的、行为的、认知的和情感的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是难以识别的，就是识别了也是难于评估的（索尔门和法纳诺，2000年，第144页，150页）。

第三，教育家研究教育效果时，侧重教育所带来个人在性格和行为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发生在各个领域，包括语言文字、数学、论题能力的发展；个人自我挑战和心理平衡方面的发展；创造力、计划生育、婴儿保育、学校质量、艺术欣赏、文化和学习、公共医疗、参与政治、对社会热点的理解、教授社会变迁、公共文化和社会团结的观念等等。鲍温提出五种方法来评估个人变化所具有的价值，即教育费用、受教育者的反应、人的生命价值的增长、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教育收益率（1977，第438页）。教育研究者虽然提出了更广的教育收益方面，但是，内容仍然不够全面，即这里侧重的是教育的个体收益，而忽略了教育的公共收益。

第四，也有教育研究者指出，“对教育收益的标准估计仅占教育总体收益的一部分。在这类估计中，产生于教育的其他两种形式的经济收益往往被省略掉：非市场化个体收益和外部非市场化（或公共）收益。非市场化个体收益是指受教育者个人认为上学为其带来的效果，但不包含在与学习年限相关的收入差异中。社会收益或外部收益是指除受教育者自身及其直系亲属以外，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收益。人们在决定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时，非市场化个体收益是人们考虑的因素；而外部收益不是。对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进行评估需要对学校教育的所有收益进行分析，包括外部收益。”（伍尔夫，2000年，第198页）。上边一点谈到了非市场化的个体收益，如受教育者的反应。这里可以列举出教育外部收益清单，其中包括教育对家庭成员健康的积极影响；教育影响的跨代性质（如为孩子提供社会接受的准则，并鼓励他们采用更能为社会接受的行为）；教育增强社会凝聚力；教育增加慈善捐赠；教育减少犯罪率；教育增加技术变革；教育在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中的作用；受过教育的人应当更加文明、更能容人；教育对其他社区、其他地方、州、地区、国家等等产生的溢出效应（如保留文化遗产和促进文明的发展；为社区提供直接的服务，如保健、图书馆、博物馆、戏剧和音乐演出，以及娱乐设施和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为追求人类平等作出贡献）；类似地，只要有移民现象，同样的论点也可以提出来作为促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进行投入的依据等等。所有这些变化具有一个共性，即它们可以同时使无数的个人获益，换言之，这些是大众化收益。然而，无论是在教育的个体收益中，还是在教育的外部收益中，研究者都没有揭示出这些收益的本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之，从经济学和教育学角度看，教育收益研究现状是，一方面是对教育的效果已经开展了相当数量的研究。然而所有研究都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研究，要么是经济的和数量的，要么是个体的和外部的，每一种研究都是内容上不全面，性质上单一，关系上支离破碎，而且不同的教育效果之间，难以识别，难以剥离，难以测量。重要的是，虽然评估教育收益可能是困难的,但不应将它们排除在外;也不应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因为难以评估这些收益就没有价值。

 其次，本研究者讨论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资本理论的特性及其解决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在研究教育效果中产生的问题的可能性。研究者从布尔迪厄理论的适切性和可行性角度进行阐述。布尔迪厄理论在研究教育效果上的适切性体现在他的理论中引入了资本的概念。布尔迪厄指出，“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的历史，…我们必须把资本的概念和伴随这一概念的积累物及其全部效应重新引入社会世界。…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接受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布尔迪厄，1997，第189-190页）具体来说，布尔迪厄是把资本的原理推广到对各类社会实践的解释上。他的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实践的经济学的科学”。（沃斯特，2000年，第209页）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者把教育效果内容拓展到宽于经济效果的范畴，同时可以运用资本的原理衡量各种的教育效果。换言之，布尔迪厄理论可以帮助确定各种的教育效果都具有资本的性质，无论是个人收益，还是社会收益，有形的收益，还是无形的收益，货币化的收益，还是非货币化的收益，都可以运用资本的原理进行分析。从资本角度理解各种的教育效果，就是承认各种教育效果都具有资本的性质，即都需要积累、是种消费、可以转换等等。布尔迪厄理论在研究教育效果上的可行性体现在他把资本概念进行分类，提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根据布尔迪厄理论，研究者可以把各种关于教育效果的内容进行性质上的分类，并且和布尔迪厄对资本的商数分类进行对位，进而阐述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2. 新的理论框架中引入的主要概念类型

归纳起来，关于教育效果的几个问题包括：谁受益？受什么样的益？如何识别、评定、衡量和评估教育的收益？何时才能获得教育收益？什么是产生或阻碍教育收益的因素？根据这几个问题，研究者尝试建立留学教育效果评估的理论框架。通过这个框架，研究者一方面分别回答留学教育中的上述问题，同时回答留学教育中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1）关于谁受益的问题，研究者清理出留学教育效果的主体类别；（2）关于受什么样的益及如何识别、评定、衡量和评估教育的收益的问题，研究者清理出留学教育投入与效果内容类别及其性质的特征；关于什么是产生或阻碍教育收益的因素，研究者清理出各类教育效果性质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说明阻碍教育效果的因素；（3）关于何时才能获得教育收益的问题，研究者建立起投入与产出和时间的关系。

 （1）在投入与获得留学教育效果的主体类别上，研究者引入留学教育中输出国和接受国概念和教育收益中主体类型的概念，并形成图示一中的关系。留学教育是一国的学生到其他的国家接受教育，所以涉及到留学人员输出国和接受国的区别。根据布尔迪厄观点，“某个区域的利润必定是由另一区域的消耗来支付的。”（第208页），留学教育效果的评估不能忽略所涉及的不同国家。无论是接收国，还是输出国，在留学教育的主体上都包括个人、组织和社会。个人是指留学生个人，组织是指接收或派出留学人员的机构，社会是指接收或派出留学人员的国家。

在探讨留学教育中谁将受益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否认，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学生，即学生受益的必然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受益的学生看作是相同的群体。受教育的个人常带有各种互补的和/或互相排斥的特点。它们可能有助于或阻碍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学生的特点必须同他们的收益联系起来考虑。”（索尔门和法纳诺，2000年，第143页）所以，针对留学教育问题，可以考虑留学政策不同时期的学生特点不同，及其对留学教育效果的影响。其次，除留学生本身外，也应考虑到在留学教育中的其他受益群体。留学生的个人受益是容易看到的，用经济术语说是“私人收益”。经济学家常区别“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后者是指受教育者以外的人们所得的收益，留学者个人并没有占有其所受留学教育的全部收益，相反整个社会因他所受的留学教育而受益，而且社会上的其他人获得的（社会）收益要远远超过他个人获得的利益（私人收益）。所以，重要的是应该看到留学教育不仅使留学生个人获益，而且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这样才能制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需要的留学教育政策。此外，还有从留学教育中受益的第三个重要的群体，即在教育机构从事教学行政管理和提供服务的人们。这类受益群体是以组织的身份出现的，以组织的名义受益的。所以至关重要的是，在评估留学教育政策时应了解其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由此就会发现，留学教育政策对留学生个人、教育组织及其任职人员、整个社会有着极为不同的影响。

 

关于留学教育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四种关系在研究留学教育效果时需要考虑，即输出国与接收国之间的国家关系、留学者与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之间的个人与组织关系、留学者与派出国和接收国之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以及派出单位或接收单位与派出国或接收国的组织与国家关系。任何一种关系都会影响到留学教育效果的发挥。第一，留学教育输出国和接收国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留学教育的规模与延续。第二，留学生和所属单位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留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留学结束后的去留问题以及留学后的工作状况。第三，脱离留学生的个人收益，国家就无从收益，因为个人收益是教育效果的载体和特征，所以留学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必须由个人自己来进行，但是只有社会收益才是公众在经济上支持教育的依据，是否处理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留学教育是否会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第四，教育机构和国家的关系也直接关系到教育机构的留学规模和其对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在这四种关系中，任何一种关系都有相应的学科进行研究，如何处理留学教育中存在的这些关系，留学教育工作者和留学教育效果研究者可以从这些学科中寻求解答或借鉴。具体来说，这些关系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是国际关系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行政管理学。

 （2）在投入与获得的留学教育效果的内容类别上，研究者引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概念，并形成图示二中的关系。

在详细阐述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性质、特征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研究者先从布尔迪厄的角度阐释清楚资本的性质和特征。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人们以此）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资本需要花时间去积累，要以客观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形式去积累，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也是以这些形式去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因此资本包含了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它是一种被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在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即铭写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这些强制性因素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了它所产生的作用，并决定了实践成功的可能性。”（布尔迪厄，1997，第189页，第190页）分析这段话，研究者发现，资本在性质上是种力量，是种规律；资本的特征，即资本是需要积累的，积累的先决条件是时间，资本是有各种形式的。正是基于对资本的这种透彻认识，布尔迪厄接着得出结论，“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必须努力掌握各种形式的资本和利润，必须努力证实某些法则，正是依靠这些法则，资本（或权力，这两者是同样的东西）的不同类型才能互相转化。”（布尔迪厄，1997，第192页）

 既然布尔迪厄得出上述关于“努力掌握各种形式资本”的结论，那么，如何才能划分不同类型的资本？各种资本从性质或形式上划分，可以有哪些形态？划分出不同类型资本有何意义？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布尔迪厄一一作了阐释。关于划分不同类型资本的前提，布尔迪厄指出，“要理解资本起作用的真正逻辑，理解资本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换，理解控制资本的保存法则，必须抛弃两种对立、却又同样偏颇的观点：一方面是经济主义的观点，它在最终的分析中总能将每一种资本类型都简化为经济资本，它忽略了资本的其他类型产生特殊功效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符号主义的观点，它将社会交换简化为交往现象，它忽略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一切事物都可能被普遍地简化为经济学。”（1997， 第208页）关于资本的不同形态，布尔迪厄提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1）经济资本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1997， 第192页）关于布尔迪厄划分出不同类型资本的意义，有研究布尔迪厄理论的学者认为，“在当代社会形态中能够发挥效力的主要阶级维度就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社会位置空间中的个体流动轨迹不只是受到经济资本的继承或获得的限制，还受到文化资本的继承或获得的限制。”（沃斯特，2000年第212页）而“总体的社会资本得以集中是团体存在的基础。”（布尔迪厄，1997，第205页）个体位置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左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亦然。

为了如他自己所言“掌握各种形式的资本”，布尔迪厄具体而详细地阐述了经济资本之外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性质与特征已经为众所周知，属于常识，布尔迪厄没有多言。关于文化资本的特征，布尔迪厄强调文化资本的个体性、耗时性和传递上的风险性。具体来说，布尔迪厄认为，
第一，文化资本在其基本的状态中是与身体相联系的，并预先假定了某种实体性、具体性。作为一种力求收获的工作，文化资本是针对自身（自我进步）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预先就假定了必须要有个人性的投入，首先是时间的投资，另外还要有社会性建构的里比多形式的投资，即可能需要忍受某种匮乏，需要克制自己，需要某种牺牲。而且，文化资本的积累不能超越个别行动者及其表现能力，它随其拥有者(生物的能力/记忆等)一起衰落或消亡。 所以，文化资本被具体化后具有了与资本的承担者相同的生物限制。
第二，文化资本预先假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为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同化，所以极费时间，而且必须由投资者亲历亲为。这种具体化的资本是转化成为个人的组成部分的外部财富是转换成习性的外部财富，它（不像钱、财产权、甚至贵族头衔）无法通过礼物或馈赠购买或交换来即时性地传递，这样，所有委托性的效应就都被排除在外了结果，如何运用和剥削文化资本，对那些经济或政治资本的拥有者来说，就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这种资本与个人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人们如何能做到只进行资本交易而完全撇开与之相关的个人?（布尔迪厄，1997，第194-196页，第200页）

第三，在传递方面，文化资本从属于比经济资本更具有掩盖性、但也更具风险性的传递。资本的官方传递越是受到阻碍，以文化资本为形式的资本秘密流通的效果，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就越具有决定性。（布尔迪厄，1997，第210-211页）

第四，文化资本的意义主要不是体现在可以量化的经济资本的获得上，而是其对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贡献，对于文化资本而言，获得和维护再生产能力就是收益。这是文化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特殊性所在。
 布尔迪厄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布尔迪厄，1997，第192-193页）
 关于社会资本，布尔迪厄指出，就性质而言，“社会资本是时间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留学人员、留美人员）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的，…这种（资本被）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交换基础上的。（布尔迪厄，第202页）

 与经济资本相比较，社会资本的特点之一，或者说具有社会资本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耗时性，即社会资本在目标达成上存在着相当的时间差。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商品和服务只有通过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资本才能获得，这些关系无法在适当的时刻即时行动，除非它们被确立并被维持了很长时间，就像这些关系只是为了其自身的缘故而存在着，因而超越了实用的阶段，这也许是以对社交获得的投资为代价的，这种社交获得的投资必定是长期的，因为只有经过时间上的推延，纯粹的、简单的负债，才会转变为对非特殊债务的承认，这种非特殊债务页可以被称为感激。与经济交换的经济透明度相对的是社会交换的根本性意义的含混，在经济交换中等价物是在同一时间易手的，而社会交换在预先假定了误认的存在，…预先假定了一种更为微妙的时间经济。（布尔迪厄，第207-208页）

 除了时间之外，社会资本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二是经济资本。所以布尔迪厄强调，“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预先假定了对社交活动的不间断的努力，假定了交换的连续系列，在那些交换中认同感被无休止地肯定和再肯定。这个工作包含了时间和精力的花费，并直接或间接地花费了经济资本，它并不是有利可图的，这让人有点难以想象，除非人们在其中投资了一种特别的能力(对真正联系的了解以及运用这些联系的技巧,等等)和一种后天获得的性情,而收益就是获得并维护这种能力,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这个资本的组成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积累和维护社会资本的这一劳动的有利性，会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增长.因为从一种关系中自然增长出来的社会资本,在程度上要远远超过作为资本对象的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一个继承性的社会资本的占有者，通过由一个伟大名字构成的象征手段，有能力把所有的关系转变成持久的联系。（布尔迪厄，第205页）

既然社会资本既耗时，又耗钱，那么社会资本的价值何在？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的目标是保护经济资本本身，并生产和再生产那种保证经济资本的关系。具体来说，布尔迪厄首先分析道，“组织起来是为了集中社会资本，并因此从隐含在这一集中里的收益增值效应中获得全方位益处，并保卫会员的利润，既有物质利润，…又有象征利润…”。其次，他指出，“互联网络是针对体制所作的无休止的努力的产物，制度性的仪式标志着这种努力最根本性的时刻，为了生产和再生产那种能保证物质利润或象征利润的持久的、有用的关系，那种努力总是必需的。换言之，关系网络是投资策略的产物，这些策略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它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针对某些社会关系的确立或再生产，而这些关系则是在短时间内或很长一段时间内才用得着的社会关系，即把那些偶然的关系，…转变成既必需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的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关系。…通过这样的交换得到无止境的再生产…”（1997，第203页）。

 

 

在详细阐述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特征之后，布尔迪厄仔细分析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三种资本的性质上，布尔迪厄进行了辨析，本研究者总结并表述成图示二中三种资本性质的比较。假设图示二中下方的矩形空白图代表了资本某种性质的总量，对角线代表了资本某种对应性质在量上的分配比重，双向箭头横线代表了资本某种对应的性质，以横向箭头线为准，三种资本的位置反映了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某种资本对应性质的比重。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位置最远，所分别具有的两极性的资本性质最强，文化资本处在中间位置，表明同时具有资本对应的性质。展开来说，经济资本具有很强的量化性、货币性、市场性、职业性、客观性、有形性、近期性、直接性、行为性、认知性和个人性，社会资本反之，更具有质化性、非货币性、非市场性、非职业性、主观性、无形性、长期性、间接性、心理性、情感性和社会性。文化资本的特性在二者中间，具有双重性。

其次，布尔迪厄分析了三种资本之间的支配关系。事实上，布尔迪厄的特殊贡献是，他确定了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联，即经济支配文化再生产，而文化再生产帮助完成社会再生产。经济资本的继承能够更为牢固地确保社会再生产的进行。（沃斯特，2000，第211页）这就是，“必须假定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同时那些改变了的、经过伪装的经济资本的形式，向来不能完全简化为经济资本的定义。（第208页）

再者，布尔迪厄探讨了三种资本之间的转换关系。他强调，“资本依赖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并以多少是昂贵的转换为代价，这种转换是它在有关场中产生功效的先决条件。”（1997， 第192页）三种资本之间如何进行转换？布尔迪厄指出，绝大多数的物质类型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经济资本类型），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1997，第190-191页）这就是说，在三种资本之间存在着互相的转换。布尔迪厄在许多地方多次阐述它们之间复杂和多样的转换方式。首先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向着经济资本的转换。布尔迪厄提到，经济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某些条件下都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其次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以文化商品为中介的互相转换。布尔迪厄谈到，分别在物质方面和象征方面，文化商品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1997，第198页）第三是以学术资格为中介进行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布尔迪厄指出，把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的策略，是导致正规学校交易爆炸和资格膨胀的短期因素之一（第201页）。第四是经济和文化资本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占有量。布尔迪厄论述过，“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能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这意味着，…社会资本不会完全独立于经济的和文化的资本，…社会资本使得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产生了收益增值效应。”（第202页）第五，根据福山(Fukuyama,1995)关于社会资本的道德内容（即信任力与合作力）观点和寇伯格 (Kohlberg)关于道德推理理论，研究者补充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关系的理解。如果说文化资本是以认知和推理为基础、社会资本是以道德及人际关系性质为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推导出文化资本是社会资本的认知基础，即道德状况除了人性的原因，更有认识的原因。以一定的文化资本为基础，人们可以通过推理而认清社会资本的意义与价值，从而制约人性对社会资本的吞食。

 最后，布尔迪厄分析了时间在三种资本转换中的作用与含义。前文提到过，每一种资本的积累都需要时间，不仅如此，资本之间的转换上也需要时间。所以，布尔迪厄指出，“如果在每一种情况中，都能同时思考以资本形式积累的劳动时间，和把资本从一种类型转换成另一种类型所需的劳动时间；那么，就能在所有的转换中证实社会能源的确得到了保存。”（第209页）具体来说，布尔迪厄分别论述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中时间的花费及其意义。他说，“我们已经看到，将经济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其实就已经假定了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劳动，即很明显地是无偿花费的时间、注意力、关心和关注，…从一种狭隘的经济观点来看，这种努力注定要被看作是纯粹的浪费，但从社会交换的逻辑角度看，这是一种坚实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利润在将来最终会以金钱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同样地，对文化资本最好的衡量途径，不容质疑地是花在获取这种资本方面的时间的多少，这是因为把经济资本转变为文化资本，预先就假定了时间上的花费，…正是这两者(占有的文化资本的数量和能够用到文化资本上的社会用时间)保证了这种资本的传递。通过延长受教育时间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确能带来某些收益,但是这种投资只有在很久以后才能得到回报。(第209页)

 总之，三种资本之间是相互依存和可以转化的，应用到留学教育效益研究上，就是需要在动态中和关联中而不是在孤立和静止中理解留学教育效益的评估。

 

 

（3）在投入与获得留学教育效果的过程类别上，研究者引入时间的概念，即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都是需要时间的，进行再生产的循环与持续过程也是需要时间的。关于时间概念的引入十分重要，它可以回答何时才能获得留学教育效果中的许多问题，比如对留学者个人和工作单位来说，如何判定其何时提职和提薪的合理性？如何在同龄人中对有留学经历和没留学经历的两类人进行能力与待遇的比较？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时间在留学教育效果中的作用。事实上，前文中关于时间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转换中的作用已经帮助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说资本积累需要时间，资本之间的转换需要时间的话，那么留学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也毫无疑问地都是需要时间的。根据图示三中所示的投入与产出和时间的关系，第一，在起点上投入和产出就可以是同时的，即投入过程本身就有或就是收益，例如留学教育经历本身可以是种收益。第二，开始投入之后，投入与产出也是同时的，但内容上是错位的，即同一时间里的投入不是收益本身，其收益会在以后的阶段里出现，此时的产出是以前投入的结果。第三，为了得到相同的产出，与启动投入比较，以后的投入总是少于启动的投入；而与投入时的收益比较，以后的收益总是增加的，是多过开始时的收益的。第四，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都因时间的运转而在总量上是累加的，或者说，在时间上都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过程。第五，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都是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第六，就留学教育效果而言，收益的时间点有三种，既接受留学教育的同时有收益，留学教育结束之后马上有收益和留学教育之后一定或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有收益。任何留学教育也同时都有这三个时间点上的收益。仅仅评估其中一种或两重收益都是不全面的。

 

3． 组合成具体研究的宏观的整体理论框架

根据留学教育效果研究的特性，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中引入相关的几组概念，即留学教育效果主体类型、留学教育效果内容类型和留学教育效果过程类型。现在，研究者分两个步骤建立整体的留学教育效果评估的理论框架，第一步是整合上述概念到一个有机的逻辑框架中来，第二步是把其它相关的次概念作为各类概念的内容纳入到整体分析框架中来。具体来说，首先，研究者把留学教育效果的主体和时间结合起来构成图表四中的横向框架，再把留学教育效果的内容类型作为图表四中的纵向框架，以此作为各留学教育主体进行投入和获益的内容。其次，研究者根据各类资本的性质对过往关于留学教育和教育效果的研究资料进行分析（例如张人杰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中的留学生教育一章，鲁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中的教育与文化一章，闵维方主编的《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中“教育的收益”与“教育的外部收益”二文等等），从中找到关于各个留学教育主体进行留学教育投入和获得留学教育效果的具体内容，完成图示四的构建。分析框架中纵横主干内容的关系时可以采用前文已经讨论过的方面，关于图表四中具体内容的各部分，研究者可以运用具体有关的微观理论进行分析，例如，经济资本的投入部分可以采用成本分析方法（如平均成本分析和边际成本分析），所有类型资本的综合投入部分可以采用分析留学教育成因的推拉理论，不过以往的研究在使用推拉理论时只是罗列了留学教育的输出国和接收国的一些推拉因素，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推拉因素框架，在笔者主持的一项中美高等教育交流研究项目中，研究者（田玲和郑晓辉）建构了推拉理论的分析体系（见附录），可以用来全面分析投入的内容。对产出部分的内容，研究者可以分别从留学教育主体和产出资本的类型进行得与失的分析。就图表四中的具体内容而言,这是一个没有彻底完成的分析框架，因为时间的限制，本文作者还没有对更多以往的教育效果的研究进行细致的分析。当时间许可时，研究者会继续这个工作，建立更为完善的分析体系。

 

 

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中所言，理论框架是指反映有关现象的相关因素之间有逻辑的系统关系；理论的应用是指在实践中展示、证明或运用现象间逻辑关系的程序或过程。前者通常反映的是有关现象中各因素之间的空间逻辑关系，后者通常反映的是建立这种逻辑关系的时间过程，或时间关系。完整的研究同时需要空间逻辑的建立和时间逻辑的建立，即同时需要理论框架的建立和应用。下面是研究者尝试发展出来的留学教育效果评估理论框架应用的程序。

 

1. 留学工作中实际用语与理论术语的对位与转化

建立了留学教育效果评估理论框架之后，并不能马上进入使用框架分析实际问题的阶段，还需要一些转换和理论与实际对接的过程。第一步是对实际留学教育工作中的用语进行清理和归类，这需要收集和分析留学教育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口头的和文字的材料。把留学教育工作中的实际用语收集和归类后，需要把它们和留学教育效果评估理论框架中的理论术语进行对位和协调，以便可以把实际用语转化成理论术语进行分析，或者把实际用语带入到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这就如同数理化中把具体问题中的数字带入到数理化公式中进行分析和计算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理论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公式，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理论的过程相当于自然科学中应用公式解决问题的过程。

 

2. 具体研究框架的确定：

前文建立的留学教育效果评估理论框架是宏观的，从主体上讲包括所有留学教育活动涉及的国家、组织和人员，从投入与产出内容上讲包括了所有类型资本的投入和产出，从时间上讲包括投入与产出全部的过程。但在实际工作和研究中，研究者并不都是国家主体，并不都需要和可能对留学教育效果进行宏观全面的分析。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建立微观具体的研究框架。其方法是，第一步，从总框架中选择需要研究的主体层次要素，其中可能的选择包括跨国的比较研究、本国层面的研究、本国组织层面的研究、个人层面的研究等等；第二步，从总框架中选择需要研究的资本类型要素，其中可能的选择有任何一种单一资本的研究和任何两种资本的研究以及全部类型资本的研究；第三步，从总框架中选择需要研究的过程要素，其中可能的选择是单纯投入或产出过程的研究及两种过程同时研究；第四步，把上述三个步骤中选择的各类要素组织成具体研究的微观框架。一方面，研究者需要清楚，新的微观研究框架是在由部分要素和部分关系构成的，但是同时，研究者也可以在微观研究框架和宏观研究框架的比较中知道自己的研究在总框架中的定位。

 

3. 根据微观研究框架进行具体的研究工具的设计

确定了具体的研究框架之后，需要进行研究工具的设计。在研究设计方面，研究者强调两点，一是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结合，二是研究设计规范的执行。强调质与量研究的结合，因为留学教育效益研究的对象实质是资本，资本有量化的和非量化的两方面，例如经济资本可以量化，二社会资本是难以量化的，只采取一种研究方法，会低估或忽略了一方面的效益，使得研究不全面或不准确。强调研究设计的规范，因为研究本身也有效益的问题、信度的问题和质量的问题，为此，研究者需要严格遵守研究设计的规范，如同数学进行推理和物理及化学做实验的过程，需要有逻辑程序。社会科学研究者缺乏这种遵守规范研究的习惯，一方面这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容易浑水摸鱼，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声誉。为了避免或矫正社会科学研究中自欺欺人的情况，研究者强调进行规范的研究设计的观点，目的是以时间逻辑为基础，落实研究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结合的途径是同时设计质的研究工具和量的研究工具，既访谈问题提纲和问卷。以问卷为例，规范的设计步骤是：第一，根据设计好的具体的留学效果评估理论框架，把问卷分成几个部分，然后设计各个部分的子问题；第二，阅读和参考有关留学教育的研究与文献，从中选取相关的问题，设计到问卷对应的部分中来；第三，借鉴已有留学教育效益研究的相关成果，特别是把已有的相关研究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吸收到对应的问卷各部分中来；第四，分析有关留学工作人员座谈的内容以及他们期望研究能够回答的问题，并纳入到问卷中相应的部分中来；第五，从问卷设计的技术角度对问卷进行检讨；第六，把问卷发给有关的工作人员和填写人员，对问卷进行测试和征求意见。

这里需要解释一点，我们应该严格区别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前者侧重收集量化资料和事实资料，后者侧重收集质的资料和主观态度资料。访谈问题同样是依据设计好的留学效果评估理论框架进行设计的，但是重点是提出问卷不能回答的问题，是探索性问题、追究性问题、主观性问题、思想观点和情感性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严格区分量的访谈和质的访谈，前者是对问卷的回答，是资料员手持问卷请人当面填写，收集的资料应然是统计量化的资料，后者是对没有答案的问题的回答，回答不是为了进行量化分析，而是进行质的分析，相关因素的分析。

 

4. 根据微观研究框架进行具体的研究资料的分析

运用设计好的研究工具收集资料之后，经过对资料的初步处理，需要对资料进行理论的分析，其依据是具体的研究框架。无论具体的研究框架如何，都包括这几个维度留学教育效益评估的主体、内容和过程。所以，研究者可以在这几个维度上进行具体研究资料的分析：第一，留学教育参与主体的比较分析，可以是输出国和接收国国家之间的分析，国家内部政府与派出组织之间的分析，国家内部派出组织之间的分析和留学人员个人之间的分析；第二，留学教育效益类型的比较分析，可以是上述留学教育主体之间的单项资本的比较分析和多项资本的比较分析；第三，留学教育效益过程的比较分析，可以是上述留学教育主体在投入过程上的比较分析，也可以是他们在产出上的比较分析，更可以是他们的投入与产出在时间维度上的比较。

 无章可寻时，需要建立规章；有了规章之后，需要养成遵守规章行事的习惯。法律是此理，社会科学研究如此，留学教育效益的研究也是如此。作者尝试建立留学教育效益评估的理论框架，旨在建立留学教育效益评估领域的理论支撑与应用规范。但是，规范是需要有人落实的，谁是落实的人呢？我们期望的是每一位研究者，但是研究者能保证的最多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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